戴良

元代

戴良(1317—1383)元明间浦江人,字叔能,号九灵山人,又号云林。通经、史百家暨医、卜、释、老之说。初习举子业,寻弃去,学古文于黄、柳贯、吴莱。学诗于余阙。元顺帝至正十八年,朱元璋取金华,召之讲经史。旋授学正。不久逃去。顺帝授以淮南江北等处儒学提举。后避地吴中,依张士诚。见士诚将败,挈家泛海,抵登、莱。欲行归扩廓军,道梗,侨寓昌乐。元亡,南还,变姓名,隐四明山。明太祖物色得之,召至京师,试以文,欲官之,以老疾固辞,忤旨。逾年自杀。良为诗风骨高秀,眷怀宗国,多磊落抑塞之音。有《九灵山房集》。

初次邂逅

元至正十八年(1358),朱元璋攻占婺州,戴良与胡翰等人被朱元璋从山中招回,为朱元璋陈述治世之道。至正十九年正月,朱元璋授戴良为学正。又一年,至正二十年(1360),宋濂与刘基、章溢、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,尊为“五经”师。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并没有把在元朝做过官的人(戴良当过月泉书院山长)视为异类,他一点也没有歧视前朝旧臣的意思,更何况这批人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正宗传人。

在所有这些大师中间,朱元璋最看重的是宋濂宋潜溪和戴良戴叔能。这两人不仅承继了程朱理学流传百年的正统,而且道德和文章并传,世上对他们的成就津津乐道,谓之:“戴叔能、宋潜溪辈,又得朱子之文澜,蔚乎盛哉!”

朱元璋任用宋濂很顺利,没有什么花絮可记,似乎宋濂一直在等着朱元璋,朱一声召唤,宋就应声而至,从此再不离心离德。而朱元璋和戴良的几次会面就有点跌宕起伏,很富有戏剧性了。

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可以看做是“蜜月”。周文穆《识小编》云:“太祖驻兵金华,戴良入见,首陈天象之利,人心之归,顺天应人之举,正唯其时。上大悦,至夜忘寝。”

戴良何许人也?能让杀人不眨眼的大明王“悦”成这样!

想知道戴良,先不妨了解一下他的先生柳贯。柳贯,浦阳人,字道传,“器局凝定,端严若神,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,必见诸躬行。自幼至老,好学不倦,凡六经、百氏、兵刑、律历、数术、方技、异教外书,靡所不通。作文沉郁、舂容,涵肆、演迤,人多传诵之”。

这样的先生教育出来的当然不会是孬种。戴良“神气爽朗,美须髯,不妄喜怒,终日危坐无惰容”;“生平嗜读书,虽祁寒盛暑,恒至夜分乃寐。故天文地理医卜佛老之书,靡不精究”;“诗名遂雄视乎东南矣”!

难怪朱元璋对戴良相见恨晚,他不但请他讲史,而且封他为“学正”,他要请戴老师教导他的子弟和亲信们,要造就一批大明朝未来的栋梁。

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,他刚刚离开金华,不识好歹的戴良竟然就“逸去”了。留给大明开国皇帝的只是一个飘忽的背影。

《织小编》纪录戴良的弃官而走很有情趣:“良忽心悸,乃遁去。”他想起朱元璋时竟然会“心悸”,可见已经厌恶到了什么程度。

也许应了那句“越是得不到的,就越珍贵”的老话,朱元璋对戴良却是念念不忘了。和刘伯温谈天,他的评价是:“似不及前日戴良。”“叹息久之,盖惜良之去也。”过了几年,明朝天下底定,朱元璋“欲招致遗佚制礼作乐,复谓沐英言:‘戴良学博才赡,问无不知’”。沐英叹着气告诉他,戴良逃得找不到了。朱元璋竟然命令各郡县把所有元朝的“耆硕”都开名单报上来,凡是不肯来应征的斩他的头。

平心而论,当皇帝的对一个知识分子重视到如此地步,也算得上求贤若渴了。偏偏戴良丝毫不领情,他完全没兴趣做朱明朝的官,认为这是失节,是丢人现眼、愧对世人的事,将是自己人格上的一个污点。

躲避征召

让朱元璋窝火的还在后面,戴良遁走以后,竟然在47岁的年纪上应张士诚的引荐做了元朝的“儒学提举”。而且,偷偷跑到苏州上任去了。这一年是元至正22年(1362),离元朝最后覆灭的至正28年(1368)还不到六年。

这真是个古怪的老头,他毫不犹豫地从通往光明的康庄大道上跳下来,跨上了通向黑暗的独木桥。

这远不是古怪行为的终结,在看到张士诚没有前途以后,他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,渡海北上,闯过黑水洋,找元军去,他要为元朝的中兴鞠躬尽瘁。

他的努力当然没有成功,一个将要覆灭的朝代就是一座崩塌中的雪山,没有人能够挽崩山于既倒,哪怕你是戴良——他甚至没有找到元军,大元帝国在第二年就寿终正寝了。

古怪在继续。明朝建立,戴良的一班朋友宋濂、胡翰、苏伯衡、王袆等都入仕为官,戴良却选择了一条“岩居穴处、深自韬晦”的道路。他躲进了四明山的深处,一时间连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。

戴良这样做,还是为了躲避朱元璋的征召,哪怕朱已是“今上”,戴良还是不肯出来做官。

而朱元璋也是一如既往地要找到戴良,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过了漫长的十五年以后,明太祖终于找到了戴良并如愿把他征召到了京城。

这应该是明太祖和戴良的“第二次握手”,这一次两人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,戴良已经是一个66岁的老头,长期的隐居生活让他形容枯槁,而朱元璋则已是九五之尊,似乎每一根胡须都透露出威严。

顺便说一句,戴良到京城的前一年,即洪武14年,当了十多年明太祖亲信,曾被太祖誉为“开国文臣之首”的宋濂已经在四川死于流放途中。他虽然死了,还算运气不错,因为他本来是要被杀头的,只是因为马皇后为他求情,才算没有身首异处。

朱元璋的无情和暴戾已经开始使臣下不寒而栗,谁都知道,在皇上面前,哪怕是一点无心的失礼都会是泼天的大祸。

而只有这个古怪的戴良,毫不顾忌地继续他的违拗!

“洪武壬戌,以礼币征先生至京师,即日召见,试文词若干篇,命大官予膳留,会同馆名公巨卿见无虚日,甚或以师礼致之。既而上欲用先生……”

实在找不出可以批评太祖爷的理由,用大礼和金币把你请来,一来就召见,见了又请你吃饭,然后安排宿在会馆中,每天令王公大官们轮番来陪你说话,皇帝还把你当作老师,要重用你。你还想怎么样?

“以老疾固辞”!戴良说,我老了,不中用了,身体又不好,不堪大用,我不当官!这话说了不止一遍。

这是一次地位悬殊的“求婚”,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当今皇上百般讨好已经风烛残年的老学究,而自喻为“既同丧家狗,亦类焚巢燕”的这位却正眼都不瞧一下,什么地位、权力、金钱、名声在他眼中全如粪土!

令人惊诧的是,这场“求婚”竟然经历了近二十年,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处,再回望这段求贤与拒仕的剧情时,除了感叹戴良“无道不仕”的节操和风骨,也不得不为明太祖朱元璋锲而不舍的“伯乐”精神叫一声好。

暴卒狱中

洪武十六年(1383)四月十七日,戴良“暴卒,盖自裁也”。而《诸暨县志》的记载更为传神:“致因忤逆太祖意入狱。待罪之日,作书告别亲旧,仍以忠孝大节之语。卒于狱中,或说系自裁而逝。”

戴良用自杀为这个传奇故事加上了悲剧的结尾。死后的戴良终于结束了他几十年的“避仕”流亡,回到阔别的家乡马剑,回到他魂绕梦牵的九灵山,和先他八年去世的赵氏夫人团圆。

戴良“终不仕明”的原因成为后世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。既然他老人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,那么,这种争论必定还将继续下去。我却想,也许原因很简单,只是戴良看不上明太祖朱元璋这个人,戴良说过:“有道即仕,无道则隐。”是朱元璋的无道才让戴良采取了决不合作的态度。

诗歌

戴良虽然隐居却不避世,这使他和很多隐者有着根本的区别。他用大量的诗文状写了元明鼎革时知识分子心中的震荡和感慨,记录了普通人的生活,成为元末明初一个大文学家,声名远播的诗人。 

戴良的诗“风骨高秀,迥出一时,眷怀宗国,慷慨激烈,发为吟咏,多磊落抑塞之音”。弃学正之职而走时,他写道:“失脚双溪路,今经两度春。不堪飞雪夜,还作望乡人。”隐居四明山,他悲愤自嘲“衣冠随俗变,姓字畏人知”,“地偏惟养拙,岁久未知名”;眼见国家战乱频仍,人民流离失所,他喊出“皇元遘迍邅,海宇咸震荡。兵戈绵岁月,骸骨缠草莽。魑魅在野号,蒿莱没衢长”(《偶书》)。“那堪回首东南地,烽火连年警报闻”。忧国忧民之心,溢于言表。他说自己“老翁丑状固无比,一种孤高差足喜”,他的《自赞》曰:“处荣辱而不二,齐出处于一致,歌黍离麦秀之音,咏剩水残山之句,则于二子,庶几无愧。”表达了宁死不屈,“下不负师,上不负国”的精神追求。

散文

有学者认为,相比于诗而言,戴良的散文,特别是人物传记成就更高。元代各行业社会地位排名“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猎七匠八娼九儒十丐”,戴良的笔触几乎触及了所有的等级和阶层,特别是他的儒医道佛以及孝子节妇等的传记,因为内容丰富,人物生动而脍炙人口,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独特的地位。他把自己心中“大道行于天下,万民得以教化”的梦想具体地落实到了文章中。

戴良对医家情有独钟,《九灵山房集》中就有四个医家的传记,这些文章中,不但有人物礼赞,事迹介绍,还有大量生动奇特的医案实录,甚至有验方偏方,成为后学研究金华医史的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。 

戴良对医家的推崇同他的家学渊源、济世情怀和浙中一带的医学发达不无关系。在戴良看来,医本之于儒,医儒本是一家。儒士志在经世济用,医家以其医术拯人疾苦,儒士以仁治人,医士以仁治病,都是大道中人,不能成良相,那就成良医。其实,这里寄托了戴良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抱负和理想。